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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与梁思成的牌楼之争 文 / 王军 牌楼拆除后的调查和修缮 1950年11月，北京市决定拆除明清北京皇城的西城门--西安门，以改善交通，西安门却意外地于当年的12月1日凌晨被大火烧毁。 这把火帮了拆除工人的忙。 对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开始在这个城市蔓延。 牌楼昔日曾是北京城里街道上的重要建筑物，它装点并衬托着市容的美。清末，跨于街道上的木牌楼，计有前门外五牌楼、东交民巷牌楼、西交民巷牌楼、东公安街牌楼、司法部街牌楼、东长安街牌楼、西长安街牌楼、东单牌楼、西单牌楼、东四牌楼（4座）、西四牌楼（4座）、帝王庙牌楼（2座）、大高玄殿牌楼（2座）、北海桥牌楼（2座）、成贤街牌楼（2座）、国子监牌楼（2座）。临街的牌楼有两座，一是大高玄殿对面的牌楼，二是鼓楼前火神庙牌楼。 民国时期拆除了东单牌楼和西单牌楼，并将部分牌楼改建为混凝土结构。 1950年9月初，在天安门道路展宽工程中，北京市建设局拆除了东公安街和司法部街牌楼，石匾由文化部文物局收存。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拆牌楼。 也就在这个月，为配合国庆活动，北京市建设局养路工程事务所对东、西长安街牌楼进行了油饰。政务院遵照周恩来总理指示精神，发文给北京市人民政府，要求�；す糯ㄖ壤肺奈�。市政府随即要求建设局对城楼、牌楼等古代建筑的状况进行调查，并提出修缮计划。 但不久之后，风向陡转。 1952年5月，北京市开始酝酿拆除牌楼，此问题由公安局交通管理处首先提出。他们认为，大街上的牌楼附近交通事故频繁，牌楼影响交通是导致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建议建设局养路工程事务所拆除牌楼。 这一年，在文津街北京图书馆门前发生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 北京市的交通事故简报称："女三中门前发生交通事故4起，主要是因为帝王庙牌楼使交通受阻所致。牌楼的戗柱和夹杆石多次被撞，牌楼有危险。东交民巷西口路面坡度过陡，又有牌楼阻碍交通，亦属事故多发点。" 5月4日，中共北京市委就朝阳门、阜成门和东四、西四、帝王庙前牌楼影响交通的问题向中央请求：拟拆掉朝阳门、阜成门城楼和瓮城，交通取直线通过；东四、西四、帝王庙牌楼一并拆除。5月9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方案。并指出进行此项工程时，必须进行一些必要的解释，以取得人民的拥护。 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担起了解释拆除工作的任务。梁思成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梁思成认为，城门和牌楼、牌坊构成了北京城古老的街道的独特景观，城门是主要街道的对景，重重牌坊、牌楼把单调笔直的街道变成了有序的、丰富的空间，这与西方都市街道中雕塑、凯旋门和方尖碑等有着同样的效果，是街市中美丽的点缀与标志物，可以用建设交通环岛等方式合理规划，加以保留。 据吴良镛回忆，梁思成一次当着吴晗和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的面，对周恩来说："我对这两位领导有意见，他们不重视城楼的�；�。" 当年在国务院工作的方骥回忆起梁思成与吴晗的一次冲突： 梁先生为了旧都多保留一些有价值的牌坊、琉璃宫门等古建筑，在扩大的国务院办公会议上，和自称"改革派"的吴晗同志争得面红耳赤，记得有一次，吴晗同志竟站起来说："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气得梁先生当场痛哭失声。 交锋越发激烈 1953年7月4日，北京市建设局奉市政府指示，牵头组织关于交民巷和帝王庙牌楼拆除问题座谈会�；嵋橥獠鸪幻裣锏牧阶坡�。关于帝王庙牌楼，文物部门的意见是最好能够保留，或易地重建。 梁思成致信中央领导，认为以"纯交通观点"来决定牌楼存废是片面的，应该从城市整体规划的角度来考虑文物�；ひ约氨苊獬祷龅陌旆�，例如可建设交通环岛，将牌楼保留为街心景观等。 8月20日，吴晗主持会议，讨论北京文物建筑�；の侍�。薛子正、梁思成、华南圭、郑振铎、林徽因、罗哲文、叶恭绰、朱兆雪等出席。 郑振铎态度强硬地说："如有要拆除的最好事先和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联系，由中央决定，不应采取粗暴的态度。" 但吴晗绵里藏针："全国性的问题请示中央决定。" 这是不是意味着，只要不是"全国性的问题"，就不需要"请示中央决定"呢？ 林徽因提出，"�；の奈锖托陆ㄖ峭骋坏�。�；ぞ傻氖俏陆ㄖ４嬗帕嫉拇�"，"北京的九个城门是对称的，如一旦破坏，便不是本来的基础了。再如天坛只保存祈年殿其他都拆掉也不是保存文物的办法"。她认为居民建筑的保存也是重要的方面："艺术从来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宫殿艺术，一个是民间艺术，后者包括一些住宅和店面，有些手法非常好，如何保存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梁思成在发言中指出，"北京市的发展是要在历史形成的基础上发展，一定要保存历史形成的美丽城市的风格。有些单位（如公安、交通、经济部门）考虑得片面"，"在�；す盼奈锝ㄖぷ魃�，首都应起示范作用，慎重是必要的。" 他搬出了苏联经验，提出"在莫斯科建设中，古建筑在原则上尽量保存下来"。他还以"土地私有"讥讽破坏文物建筑的行径："北京各机关好像有'土地私有'的观念，在他们自己的范围内爱拆爱建，一点不考虑整体。" 可是，吴晗作答："在处理中应尊重专家的意见，但专家不能以为自己的意见必须实现。" 会后，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与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等部门共同组织的联合调查小组，对北京城区的牌楼及其他一些古建筑进行调查。 最后，对牌楼做出了保、迁、拆三种处理方式，即在公园、坛庙之内的可以保下来；大街上的除了成贤街和国子监的4座外，全部迁移或拆除。 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吴晗与郑振铎组织的这次对牌楼调查测绘的所有资料，全部遗失。被迁至陶然亭公园的东、西长安街牌楼，也大约在1971年9月，被江青下令拆除。 1953年12月20日，吴晗主持召开首都古代建筑处理问题座谈会。他在总结发言中说："座谈会已取得一致意见的几处古代建筑处理意见：第一，景德坊先行拆卸，至于如何处理，另行研究。第二，地安门的存废问题以后再研究，先拆去四周房屋10间，以解决交通问题。第三，东、西交民巷牌楼可以拆除。" 由于梁思成的坚持，周恩来总理不得不亲自出面找他做工作。梁思成与周恩来恳谈了几乎两个小时，并极富诗意地描述了帝王庙牌楼在夕阳斜照，渐落西山时的美丽景象。周恩来则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quot;作答。 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向笔者回忆道："拆历代帝王庙的牌楼，梁思成先生痛哭了好几天，名为拆迁，但事先并未落实迁建地点，拆下一堆料后来也不知去向；大高玄殿门前原有两个习礼亭，是一个院子，习礼亭与故宫角楼相仿，比角楼还漂亮，也被拆了，说是拆迁，但是，拆到哪儿？没定下来，也是拆下一堆料，后来不知去向，没准在'文革'中被当成了柴火烧掉了。" 后来，毛泽东对上述争论定了这样的调子："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摘自《环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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