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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凌子风

　凌丽

父亲凌子风离开我们已整整一年了，他那坚韧、慈祥、乐观的音容笑貌时时在我的眼前浮现。我真是无法相信，那么快乐的爸爸，真的不在人世了吗？妈妈石联星去世15年了，姐姐梅子也早离开了我们，家里五口人只剩下了我和弟弟凌飞。这些日子，小时候的事像影子一样在跟随着我，想起爸爸妈妈对我和弟弟的家教，真是一生都忘不掉。

爸爸惟一打过我一次，教给了我一生做人的道理

从我记事起，我就知道我是幼儿园的孩子。爸爸凌子风是著名的电影导演，妈妈石联星因演《赵一曼》而成为当时的女明星，爸妈全扑在了新中国的电影事业上，忙得顾不上我们姐弟三个。姐姐养在奶奶家，我和弟弟上北影幼儿园。

给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那时我们家住在太平胡同，门口就是庙会。我特别喜欢庙会，放假的时候，我从幼儿园回来，姐姐带着我去逛庙会。庙会上卖一种瓷的装水的小鸟，一吹，「嘟儿--」的一声，别提多好听了。我真喜欢上了这个小瓷鸟，站在小摊前迈不开步�？墒俏颐敲挥星�，爸爸妈妈从没给过我们一分钱。姐姐对我说：「走，咱们回家找爸爸要钱去�！够亓思�，我去找爸爸，向他要钱买小瓷鸟，没想到，钱没要来，却被爸爸打了一顿。这是我一生中惟一一次被爸爸打，当时我不明白爱我的爸爸为什么打我，后来我才明白，爸爸是恨我那么小就知道向大人要钱。也就因为那一次打。我明白了，我不能向爸爸妈妈要东西。这也成了我做人的一个原则，不管我的生活有多困难，我从来不向父母伸手。直到我40多岁的时候，我去景德镇，看到了童年的小瓷鸟，才圆了童年的梦。现在，每当我看到小瓷鸟的时候，就感到特别亲切。

信，就是爸爸

作为凌子风的儿女，我们真是比别的孩子付出的太多了。我被送进了香山慈幼园，星期六被校车接回家。那时爸爸在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一呆就是六年，妈妈在拍电影《风从东方来》。上小学的我从没有被爸爸妈妈接送过。有一次，爸爸从上海给我寄来一封信，那时我认识的字不太多，老师就当着全班同学念了这封信。当我捧着爸爸的信放在胸口的时候，真觉得暖乎乎的，就好象靠在爸爸身上一样。后来的几个月，我就把这封信白天放在胸口，晚上拿出来一边看，一边偷偷地哭。我的童年是在对父亲的思念中度过的，而爸爸的成就也是从这时起奠定下来的，他的《母亲》、《深山里的菊花》、《春风吹到诺敏河》、《红旗谱》等等就是那时拍的。1950年，爸爸和妈妈双双为祖国拿到了世界电影大奖。爸爸的《中华儿女》是第一部在国际得奖的中国电影，妈妈因扮演赵一曼也是第一个在国际上得奖的中国女演员。

爸爸教我补袜子

住在香山慈幼院的时候，我才上三、四年级，爸爸亲手教我补袜子。爸爸给我做了一个木袜楦子，告诉我，把袜子套在上面，然后用一块裁好的小布块堵住袜子上的窟窿，这样一针一线地缝上，又平整，又好看。我学会以后，补袜子竟然上了瘾，把爸爸妈妈和姐姐的袜子全带到了学校。晚上一熄灯我就悄悄拿出补袜子的工具，把门推开一点缝，借着走廊的灯光补袜子。那阵子，全家人都穿上了我补的袜子。

爸爸是大导演，他更有一双巧手，他把我们家布置得充满自然的情趣。爸爸做的炸酱面像一件艺术品，菜码五颜六色，好看好吃，谁到我家吃饭，都佩服爸爸的手艺。我的一手女红，就是从跟爸爸学补袜子开始的。谁也没想到，我这个1米8的大个子竟会做服装。从北京女排下来之后，我组织了瑞驰排球宿将时装表演队，队里的晚礼服就是我亲手设计、一针一针缝制的。我们的表演队在全国首届中老年健身舞蹈汇演大会上居然拿了第一名。这些都是爸爸从小让我们动手学习的结果。

成才要靠自己

爸爸对我说过，「我们的路是自己走的，你们的路也要自己走�！刮液偷艿芤恢笔亲约悍芏�，没有靠过爸爸妈妈的名声，没有吃过一点老本。

我记得爸爸一生只对我做的两件事表示出赞许，一次是1972年我在北京女排当运动员的时候。那年正赶上日本女排访问中国，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比赛时，我作为北京女排的非主力队员参加了。那一场球，爸爸妈妈去看了，这也是他们头一次看我比赛。比赛一开始，日本队员的喊声震天响，上场又跺脚又拍手。我们那时哪见过这阵势，第一局打下来我们0比15负于日本队，第二局打下来1比15负于日本队。我急了，多次求战。教练说：「凌丽，你嗓门大，你上��！」我一上场只想打击日本队的气焰，也不管什么线路，打一个球，我就大喊一声。这一局我们打下了13分。虽然这次比赛日本队赢了，但是这是她们惟一在中国访问比赛时输球最多的一次。比赛一下来，爸爸就对我说：「你给我们中国人出了一口气�！挂簿褪钦庖淮�，决定了我在北京女排的位置，我打排球一直打到28岁。

第二次肯定我是在1991年。我28岁开始学声乐，已经不年轻了。当学到第17个年头1991年的时候，国家体委举办了建国以来的中国优秀运动员卡拉OK比赛，A组是世界冠军，B组是全国冠军，我被分在B组里。那一次又是在工人体育馆，决赛的时候，我爸爸去看了。当时我并不知道爸爸坐在哪个看台，但是我总是冲一个方向唱，也许是唱得太投入了，我没有发现看台上的爸爸。等唱完了，我才发现爸爸正是坐在那个方向。我兴奋极了，跳起来向他招手，让他坐在靠近舞台的位置。爸爸摆摆手，评委都是爸爸的老朋友，他不愿意因为自己影响比赛的公正。当评委宣布我是第一名的时候，我在场地上把我的声乐老师黄淑华指给爸爸，爸爸站在看台上向黄老师深深地鞠了三个九十度的大躬。当时我真是热泪盈眶，能得到爸爸的承认真是太不容易了。

爸爸对妈妈深深的情意

1980年在北京人艺当导演的妈妈得了癌症，1982年她还抱病参加了全国政协会议（妈妈是第五届、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骨瘦如柴的妈妈，坐马桶都很艰难，细心的爸爸特意为她缝制了棉坐垫，针脚又细又匀；还为她四处求医，买甲鱼补养身体，妈妈住院做手术的时候，爸爸正在拍电影《骆驼祥子》，有时为了看一眼妈妈，爸爸带着没有卸妆的演员一车人跑到医院，给妈妈送去一箱箱的冰和温暖的话，斯琴高娃、张丰毅经常是带着妆去看望妈妈。1984年8月，妈妈离去的前夕，把我和弟弟叫到身边，轻轻地慢慢地对我们说：「我的后事要从简，你爸爸如果以后要结婚，你们不要干扰他」，我们懂得妈妈的心，我们是妈妈的乖孩子，照妈妈临终的嘱咐去做了。只要爸爸幸福，就是我们的幸福。

1984年8月我们亲爱的妈妈离去了，爸爸专门为妈妈挑选了一个精致又典雅的白色大理石骨灰盒，并亲自题词，刻在上面。妈妈离去后，我和弟弟怕爸爸孤单，就和爸爸住在了一起，爸爸和韩阿姨认识了，我们各自又回到自己的小家。为了爸爸的幸福，做女儿的我也曾多次去韩阿姨那里介绍我们的一家，我真诚的希望爸爸的晚年快乐。后来爸爸和韩阿姨结婚了，韩阿姨还带来了她11岁的女儿谷菲，我们姐妹中又多了一个成员。

爸爸生前留给我的最亲切的一句话是「菊子，抱抱我」。

1996年10月爸爸因患肺癌，做了手术。手术后，爸爸一下子老了许多，全家人特别是五叔为了爸爸的病四处寻医找药。两年后，爸爸的癌症还是扩散了，可是爸爸还是很乐观，还去了趟美国，照回来的照片精精神神的，哪像是得了癌症的老人。但是，癌症还是把爸爸再次带到病床上，到北京医院放疗后，爸爸的体力急剧下降。98年年底，弟弟凌飞从法国回来了。大年三十晚上，弟弟和弟妹董一沙带着他们的女儿漠漠来到爸爸的病床前，小漠漠给爷爷弹了电子琴。那是一曲圣桑的《天鹅》，幽婉的乐曲中，我看到一直被病痛折磨的爸爸，露出了难得的笑脸。

在爸爸最后的日子里，我一直看守在爸爸的身边，我已经是51岁的人了，生活了半个世纪，只有这最后的日子是我一生中离爸爸最近最近的时候，可惜，这样的日子不长了。我在这个时候重新亲近爸爸，爸爸也是在这时重新了解女儿，这时真是父女同心。一天，爸爸在病床上担心地问我：「菊子，你以后做什么呀？」我告诉他：「我以后当声乐老师，教孩子们唱歌�！拱职中牢康氐愕阃�，说：「那很好，好好干吧！」

爸爸的病越来越严重，我整日守在爸爸的床前，那时候我的膝盖因早年打球落下的伤造成了积水，红肿得很厉害，可是我知道这是爸爸最后需要儿女的时候了。每次坐在回家的地铁里，我不是累得睡着了，就是为爸爸的病痛难过得泪流满面。

也许是爸爸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在他深度昏迷的前五天也就是1月17日的那天，爸爸张开双臂对我轻轻地说：「菊子，抱抱爸爸�！雇斩嗝辞孔车陌职职�，现在竟虚弱得像孩子。我克制住感情，抱起爸爸。这是父亲对女儿最后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