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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尚处于物质现代化初级阶段。西方崛起背后的成功因素，特别是从古希腊时代就影响西方的理性精神，才是今天处于崛起期的中国国民所需关注的

　　中央电视台12集电视片《大国崛起》，引起海内外热烈关注，其原因显然在于大国崛起的经验对于今天迅速发展的中国的启示意义。

　　从历史和国际的经验来看，大国崛起一般都会涉及以下四个层面的内容：一、物质层面；二、制度层面；三、民族精神层面；四、文化更新层面。其中，后三个层面多少属于体制和思想史的范畴。以此划分，所谓的现代化其实可划分为第一次现代化和第二次现代化，前者可称为物质现代化，后者则称为制度和精神现代化。

　　在第一次现代化之中，又可分为起步期和平衡期：其中起步期的特征是，不顾一切代价发展经济和提升国力，由此导致社会成本连续上升；到了平衡期，才开始注意综合平衡发展，注重社会公平和正义。

　　同样，第二次现代化也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制度建设，二是民族精神世界梳理和自我文化更新；前者多涉及管理、政治体制和法制建设，其中包括民主制度的建立，后者则涉及以现代文明精神对民族精神世界的洗礼。

　　历史上，德日两国成功跨越了第一次现代化，甚至一定程度上也跨越了第二次现代化中的制度建设层面。但最终由于未能对民族精神进行现代文明精神的洗礼，所以导致在20世纪走上法西斯道路，最终使得崛起之路充满曲折。反观英法两国，虽然其综合国力已非昔日可比，但由于分别经历资产阶级革命和人道主义的洗礼，全民精神世界相对比较成熟，不但在崛起历史上未曾有过重大挫折，而且由其创立的民主、法治传统，以及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和人权观念，今天依然是人类精神财富中极其宝贵的组成部分。

　　中国从1979年以后，改革开放已历经近28年，但至今仅跨过第一次现代化的第一个阶段，亦即不惜代价高速发展阶段，并刚刚开始注意协调、平衡发展。但第二次现代化的制度建设，尤其是全民精神世界的梳理和文化自我更新，则尚没有实质性开始。当制度建设不完备的同时，弥漫在民间甚至知识界的，却是思想和价值观的混乱。若中国未能在可预期的未来进入第二次现代化，所谓的中国崛起给自身带来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如何进入第二次现代化？中华民族如何在制度建设之外，完成对民族精神世界的梳理？与表面的西方行政和政治体制相比，西方崛起背后的成功因素，抑或成功因素背后的某些精神，才是今天处于崛起期的中国国民所需关注的。其中包括分享权力和尊重游戏规则的妥协精神和法治精神，而其背后更为深层的因素则是从古希腊时代就影响西方的理性精神。

　　这种理性精神，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知识，而非对信仰的追求，这直接导致了西方知识界怀疑能力的发展，亦即所谓“让天空出现裂缝”；二是对终极知识，而非仅仅是现实谋生手段的追求，这在相当程度上发展了西方知识界的思辨性和穿透力；三是对情绪的剥离和超越，西方精神传统中的妥协、秩序、法制、民主等元素很大部分即来源于此；四是对人体和艺术的赞美和迷恋，这在后来逐渐发展出了对个人自由的追求、对生命的尊重、对人的尊严的再尊重。

　　当然必须承认，西方在崛起的过程中，伴随着对外扩张乃至侵略和掠夺；但在导致西方成功的因素中，尤其是资产阶级革命和人道主义运动之后，有两个值得关注的合二为一现象：一是理性精神与扩张精神的合二为一；二是人性弱点和自我更新和超越能力的合二为一。在观察西方成功因素的同时，切忌简单化思维，从而或照搬或全盘否定西方经验，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借鉴西方文化中的理性精神。

　　理性精神与其说是一种精神，还不如说是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归纳起来就是：培养对终极知识的追求兴趣及随之而来的怀疑能力、强调直达问题核心并剥离其周边的情绪化因素、超越并克服自身(包括民族文化上的)弱点、强调实证而非感觉等。

　　近百多年来，尤其是最近二十多年，中国学人负笈西方早已不计其数。中国的大学应该可以发挥更多、更好的作用。中国的大学如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亦即不但培养一流的专业人才，更培养一流的人文精神，大学校长们责无旁贷。这对于中国的崛起，亦意义深远。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文/邱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