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张震，湖南平江人，1914年10月生，1926年投身革命活动，193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7月参加工农红军，10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红军时期，任团宣传队长、连政委、营长、团参谋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区参谋长，总参作战部部长，24军代军长兼政委，军事学院副院长、院长，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75年以后，任总后勤部副部长、部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防大学校长、校长兼政委。1992年10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中共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二届、十四届中央委员。1985年、1987年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黄老带我长征
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最后一仗驿前战斗中，我负了伤，加上发疟疾，不得不去后方医院疗伤养病。
一天，我师政委黄克诚来看望伤员，一见面，就指名要我跟他回前方。我的伤口在化脓，担心拖累部队，有点犹豫。黄政委的口气不容置辩：“你的脚能走，回前方也能养好伤�！毙矶嘀厣嗽倍际窒勰轿夷芑夭慷樱皆焊痹撼し皆驳韧疽恢彼臀颐堑酱蹇�，还嘱咐说：反攻胜利后，别忘了给送些胜利品来。后来听说，红军主力走后，医院被敌人打掉，医院的同志和伤病员都牺牲了。
我跟黄政委到雩都赶上了部队�；氐胶�3军团第4师10团。团长沈述清、政委杨勇见我伤未好，便留我在团部当作战参谋。部队正忙于补充兵员、弹药、刺刀、棉衣。原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各路敌军加紧向我中心区推进的严重形势下，已决定撤离中央苏区，到湘西去同红2、红6军团会合。由于这个决定极端保密，我们这些基层部队的同志只听说要进行“反攻”，根本不知道要放弃中央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过去，我一直认为黄克诚同志是师政委，他可能知道部队要走的情况，才到后方医院接我们。近年翻看黄老的《自述》，方知他当时也不知真情，而是从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文章中判断的，实在难能可贵！人到晚年，易思往事。我想，当年如果不是黄克诚同志把我从医院里接出来，带我走上长征路，哪里还会有今天！
突破四道封锁线
长征开始的一个半月里，主要是突破敌人设置在我们前面的四道封锁线。第一道封锁线在江西信丰地区。我们同兄弟部队共同奋战，攻占了新田、古陂，西渡桃江，突破了敌军的封锁线，但损失也不小。洪超师长就牺牲在这里，他大我5岁，是我们红3军团最年轻的师长，英勇善战，胆识过人。记得那一天，部队向白石圩前进。洪超师长带一个排从我们团出发到前卫11团去。刚离开不久，就遭到溃散之敌的偷袭。我们听到枪声，急忙上去支援，但师长已经中弹牺牲。大家怀着满腔悲愤，全歼了这股残敌。洪超师长牺牲后，由张宗逊接任第4师师长。
突破湘南地区的第二、第三道封锁线时，我发着高烧，不能走路。沈团长、杨政委对我的伤病非常关心，强令我坐担架。一星期后，伤口稍有好转，我就坚持步行，跟着部队向前走。
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最为惨烈。我第4师部队血战湘江，付出了重大伤亡。我这时伤病已愈，又回到3营当营长，率部坚决扼守光华铺地区。一天之内，两任团长都牺牲在这里，全团伤亡近半。指战员们的鲜血染红了湘江，终于完成了掩护中央机关和军委纵队在界首渡江的艰巨任务。从整个战役讲，中央红军苦战5昼夜，总算突破了敌军的第四道封锁线，但部队已由江西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联想到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的被动局面和重大损失，大家的心情都很忧虑和沉重，为什么毛主席还不来指挥我们？
转战湘桂黔
红军渡过湘江后，蒋介石急令桂军尾追、黔军西堵，企图围歼我军于北进湘西途中。如何摆脱敌人尾追是战略指导上的关键问题。
我们翻过越城岭，进入广西龙胜县境。这里居住着苗、瑶、侗等少数民族。敌人到处造谣，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老百姓不知真相，都逃到山里去了。桂军挑选熟悉地形、民情的老兵，以班排为单位，与当地民团合为一股，潜伏在山上，侧击我行军队伍。当我们追上山时，他们很快就跑了；我们一下山，他们又跟着回来，继续向我们射击。我们只好边打边走，前进速度十分缓慢。
在这样的村寨里，红军十分强调遵守群众纪律。用了群众的粮、菜，都留下银元，写好纸条，说我们是工农红军，路过此地，用了你家的东西，现付给你银元，因主人不在，无法面商，实在对不起。早晨离开宿营地时，都将院落打扫得干干净净。有几天，部队刚离村，竹木制造、盖着树皮屋顶的房子就着了火，马上返回扑救，但已来不及，大家心里也纳闷。后来，我们派出潜伏哨，捉住了几个放火的国民党便衣特务，经过公开审判，揭露其破坏红军同群众关系的罪恶阴谋。群众明白了真相，便纷纷到山里叫回亲友，有的还要求参加红军。
在广西境内走了10多天，直到进入湘西南的通道县一带，才摆脱了桂军的纠缠。12月上旬，红3军团奉命整编，我又回到10团司令部任侦察参谋。没多久，红军突然改道，向黔北方向前进。后来才知道，当时敌“追剿”军主力已在我军前方构筑工事，张网以待。但博古、李德仍坚持原来同红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是毛主席力主放弃这一会使红军陷入绝境的方案。中旬，中央政治局又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肯定了毛主席的正确意见。
蒋介石得知红军入黔，大感意外，急忙调整部署，继续追堵，企图围歼红军于乌江南岸。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在敌重兵到达之前抢渡乌江，向遵义前进。我红3军团经台拱(今台江)、黄平、瓮安，向乌江急进。一路上，我们10团是军团的先遣团。我带领侦察排，先行过了清水江，抵达桃子台，前出乌江南岸，侦察渡河地点。乌江是贵州最大的河流，素有“天险”之称。江面宽200多米，水深流急，两岸悬崖绝壁，难以攀登。由于我们行动快，蒋军主力还未到，江边只有黔军几个团防守。1935年1月5日，当大部队到达茶山关渡口时，守敌已逃之夭夭。因为红1军团已夺占回龙场等渡口，并架设了浮桥，所以，我们团顺利过江，红3军团其他部队也在第二天渡过。
过了乌江，在遵义以南的懒板凳(今南白镇)，红3军团又进行了整编：4师、5师保留，6师缩编为一个独立团。4师师长、政委还是张宗逊和黄克诚，我们10团团长为陈连华，政委还是杨勇。
为了解贵阳到黔西一带敌人的活动情况，陈团长、杨政委派我带侦察排到黔西去侦察。在离乌江上游的鸭池河西岸约40里的甘棠镇，找到了一位忠厚的长者，请他当向导，南渡乌江。我与他商定了行进顺序：由他带着伞走在最前头，相距百把米是便衣手枪班，再往后是我带的一个机枪班和两个长枪班，约定如发现情况，就立即张开伞。结果一路未有敌情，我们顺利进了黔西城。
城里人很多，生意兴隆。长征以来，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热闹的场面。突然间，我发现街上有国民党中央军贴的标语，走近一看，有的浆糊还没有干，即问当地群众，他们说中央军在此过了两天，今天早上才过完，往刀靶水方向去了�？嘉也淮笙嘈�，刀靶水是我5师守备的，在乌江北岸、通往懒板凳的大路附近，看来敌人已经行动。我们急速返回，部队已经开拔。陈团长、杨政委给我留了一封信，说情况有变，目标遵义，要我迅速赶上。我带领侦察排插小路向遵义方向追去，赶上团部并简要汇报了侦察情况。原来，国民党中央军已渡过乌江，追了上来，我5师在刀靶水遭敌袭击，受到一些损失。敌人在步步逼近，我们边打边走，来到了遵义。
在此期间，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及长征初期红军受到损失的教训，纠正了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屡经挫折之后，作出的历史性选择，使中国革命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得以转危为安。遵义会议还作出了渡江长征，到川西或川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决定。当时，我们这些基层干部并不知道会议的精神，大约是到云南扎西(今威信)地区后才听了传达。大家精神为之一振，联想起第五次反“围剿”苦战一年，处处碰壁，湘江战役中，如此被动挨打，牺牲了多少红军干部战士，原因到底在哪里？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积在我们心头一年多的疑团解开了，感到红军有了希望，革命有了希望。
四渡赤水
遵义会议后，红军准备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这时，蒋介石急令川军在长江北岸构筑工事，全力防堵，同时调集中央军、黔军、桂军、滇军共约40万兵力，企图将我军围歼于贵州境内。
我中央红军此时只有3.7万人，如何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迅速北渡长江，是为至要。1935年1月19日，红军离开遵义向土城、赤水前进。在土城，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参战部队营以上干部会议，我也参加了�；嵋橛陕甯�(张闻天)主持，朱德总司令作了作战动员。28日拂晓，我师在土城东北的青杠坡与敌教导师接触，双方展开激战，直至中午，敌人越打越多，我的腿被炮弹片划伤，杨勇政委也负伤了。到底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是情报不准。敌军远远不止我们原先判断的3个团，战斗力也比王家烈的“双枪兵”要强，再战下去对我军十分不利。于是，中革军委果断决定撤出战斗。
29日，我们团随军团直属队，从土城浮桥过了赤水河。在此前后，总部和其他部队也渡河西进，从而改变了原来的作战计划，开始了有名的“四渡赤水”之战。为轻装减负，彭德怀军团长下令把山炮拆散沉入河中，反正炮弹也打光了，部队向四川古蔺、叙永方向疾进，准备在泸州、宜宾间伺机北渡长江。
蒋介石急令各路“追剿”军紧追不舍，企图围歼我们于川南地区。鉴于此情，中革军委决定暂缓北渡长江，改向云南扎西地区集中。红军再次进行了整编，精简机关，加强连队。红3军团撤销了师，缩编为第10、第11、第12、第13四个团，师长当团长、团长当营长。第10团团长张宗逊，政委黄克诚，参谋长钟纬剑，政治处主任杨勇，全团共2000余人。我仍在10团任参谋。
扎西整编后，中央红军为摆脱敌人的围追，决定折返向东，向敌军比较空虚的黔北地区转进。2月19日，我们团在习水县二郎滩二渡赤水，从敌军的包围圈中钻了出去。当晚，部队打土豪弄到一些米酒，我喝了一大碗。由于几次负伤和常发疟疾，再加上极度疲劳，身体十分虚弱，第二天我的头痛得厉害，全身不能动，就像瘫痪了一样，被送进医院又一次躺在担架上。谁知，这一躺就是40多天。
其间，部队大战娄山关，重占遵义城，一举击溃了国民党追剿军吴奇伟的两个师。红3军团斩关夺隘，担任主攻，军团参谋长邓萍、我们10团参谋长钟纬剑都牺牲在这里，张宗逊团长也负重伤。红军将领们身先士卒，慷慨赴死，终于换来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不但有力地鼓舞了士气，也获得了物资装备的补充。
在担架上的40多天，是我最痛苦的日子，真是度日如年。担架员抬着我，由茅台镇三渡赤水河。杨勇主任几次从前方给我送来腊肉，并派一名勤务兵照顾我。搞到的茅台酒，大家都舍不得喝，而是用它来搓脚，以减轻连日行军的疲劳。我人高腿长，鞋子尺码大，很难找到合适的。供给部的谢胜坤同志特地给我送来大号的鞋子，真是战友情深。就这样，我一直在担架上，又从太平渡四渡赤水。四渡赤水有三渡坐担架，真后悔那天不该喝下那碗酒。
4月上旬，我总算能站起来了，拄着拐棍慢慢走。中旬抵达黔滇边境的北盘江地区时，我终于扔掉了它，高兴的心情真难以形容。我衷心地感谢在如此艰险的环境中，关心、照顾、抬着我行军的战友们！
渡过北盘江后，我出院在军团教育科等候分配�？瞥に镆闶悄计鹨宓睦贤荆晕液芄卣�，也帮我向上级反映情况。我先被分配到12团任教育参谋，后来又调回10团工作，见到黄珍团长、杨勇政委等老领导。他们决定由我担任通信主任。这时，我们团部已有电台，工作方便多了。
4月下旬，我团进入了云南境内，26日攻占沾益，缴获了大批宣威火腿。对缺粮的红军来说，这是一大收获。全团要求每人背一只火腿，也未能背完。5月初，部队到达皎西地区。为阻击追敌，我团驻扎在一座小山上。天气晴朗时可以看到金沙江。大家的心情都很高兴，因为红军获得了以前从没有过的主动。果然，好消息传来，兄弟部队占领了皎平渡渡口，我们改由那里渡过了一泻千里的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终于摆脱了敌人重兵的围追堵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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